2026-07-10 08:5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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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文章来源于北青深一度，作者北青深一度
记者/石爱华 实习记者/罗荣蓉
编辑/宋建华
赵淑芬老人站在自家窗前
家住天津的赵淑芬今年72岁，是一位失独老人，“像我这样的人，最忌讳的就是倒在屋里没人知道”。
为了防止“老无所依”的情况发生，4年前，赵淑芬把“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葬、传”所有余生可能面临的阶段性事务通过授权、意定监护、遗嘱等方式，全部委托给了天津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。
因为当时没有可参考的案例，监护中心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办理，最终历时11个月，赵淑芬成为这家机构第一位意定监护的委托人。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人户家庭占比约为19.5%。据预测，2030年中国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1.5亿至2亿人。未来，像赵淑芬这样，委托“社会监护中心”作为意定监护人的选择，可能是更多独居人群的出路。
2026年6月，全国首个涉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亚运村法庭）庭长发文称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意定监护目前仍处在立法先行、实践滞后、规范不足、行业待兴的阶段，整体案件数量不多，但争议隐蔽、风险突出，直接关系老年人的人身保障和财产安全。
赵淑芬说，最早她只是带着“看病有人签字”、“有人料理身后事”的需求去寻求帮助，并不知道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一环扣一环的。她希望自己的经历，可以让和她一样的人，搞清楚那些曾困住她的具体问题：我该找谁？要花多少钱？该怎么管理自己的财产？社会监护中心可信吗？
我找谁
赵淑芬对晚年的担忧从一次手术开始。
2020年，67岁的赵淑芬要进行胆囊摘除手术，需要有人在她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。20多年前，唯一的儿子去世后，她与丈夫离婚，前夫现已过世。独身一人，赵淑芬只能请弟弟帮忙，“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他只要当天到医院签个字就行”。
没想到，弟弟的观念和她不一样，认为这个年纪没必要再折腾身体，因此不是很情愿去签字。到了手术那天，弟弟不仅来晚了，还和医生吵了起来。赵淑芬事后得知，她进入手术室后，医生要求弟弟手术结束后再走，以防手术途中有需要和家属商量的地方，虽然只需一个多小时，但弟弟还是执意离开了。
那天的手术很成功，但赵淑芬哭了很久，“感觉到了紧要关头，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法依靠，越琢磨越伤心”。从那天开始，“找一个可以给自己签字的人”成了她的心病。
“一旦你觉得这件事儿不得不做了，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”，赵淑芬有时候还会因此失眠。一次，她看了一档调解家庭纠纷的电视节目，便向电视台打去了求助电话。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节目组后，对方请她“上电视”，帮她调解与弟弟的关系。“但我的目的是找一个签字的人，能管我身后事的人，不是调解家庭关系”。
后来，电视台的记者为她推荐了一位律师，律师可以帮她办理委托的文件，但没办法找一个具体的人去给她签字。咨询中，因为赵淑芬的问题涉及到身后财产安排，律师又建议她找中华遗嘱库试试，赵淑芬在天津绕了一圈，打车费花了100元才找到地方，但对方也解决不了她“看病签字”的需求。最后，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让她留下电话，说帮她问问做老年服务的朋友。
赵淑芬也咨询过社区，因居委会当时缺少类似的经验，加上人力和精力有限，没办法随时抽身帮她。
就在赵淑芬四处寻求帮助期间，2021年1月，民法典正式实施，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意定监护允许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，自主选择并书面指定信任的个人或组织作为其未来失能时的监护人。具体可涵盖生活照料、医疗救治决定、财产管理、权益维护乃至身后事务处理等。监护人可以是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，或有关组织（如专业监护服务机构）。
但当时，在赵淑芬身边找不到可以依赖的近亲和朋友，天津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组织。快要走投无路时，她接到了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负责人袁筱鹏的电话。
“赵姨找到我们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”，袁筱鹏说，民法典刚刚实施时，就有老人来咨询过意定监护相关问题，但没有人真的去办理，还有一些老人会选择亲戚担任意定监护人，像赵淑芬这样，想要委托社会组织成为其意定监护人的，他们以前也没遇到过。
周立莹和袁筱鹏与老人交流
8份协议
袁筱鹏从事老年服务工作已近20年，接触过不少独居老人。他曾志愿看望孤寡老人，也曾给予一些老人物质上的帮扶，但“献爱心”式的帮助无法解决老人看病就医和失能失智后面临的问题，也无法持续地给老人提供支持。
2015年袁筱鹏成立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，开始通过法律帮老人解决养老问题。赵淑芬的事，是一位业内朋友找来，请他想想办法。
他与赵淑芬通话后约了面谈。他管这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叫赵姨，赵姨一开口就说出一个令他诧异的诉求——“不要把遗产留给亲戚”。
胆囊摘除手术后，赵淑芬意识到无法依赖亲戚照顾自己，也决意不把遗产留给亲戚。“那将来您想怎么安排呢？”袁筱鹏反问。
当时赵淑芬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，“但我开始有头绪了”，在那次碰面中，她第一次了解了意定监护这个法律概念。袁筱鹏告诉她，像她这样的失独老人，如果亲属无法担任她的监护人，她也可以选择信任的朋友或者相关社会组织去做她的意定监护人，社区也可以“兜底”，意定监护人有责任在她需要的时候，为她签字、替她管理财产、安排她的身后事。
你想委托谁担任你的意定监护人？你想如何处置财产？假如失能失智，您想获得怎样的医疗救治？袁筱鹏告诉赵姨，一切的前提，是她要想清楚这些问题。
一个多月后再见面时，赵淑芬提出干脆让袁筱鹏个人担任她的监护人。袁筱鹏直接拒绝了她，“一方面我们当时还没有成熟的业务体系和服务经验，另一方面，监护责任重大，仅仅依靠我个人根本无法承担。而且在大额财产面前，人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，我也不敢轻易做出承诺。”
赵淑芬拿出了一种“赖上他们”的架势，“我让他们能解决就解决，不能解决也得解决”。这股拧劲儿“逼”着袁筱鹏团队去思考，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是否有能力办一家做监护服务的专业机构。
赵姨走后，袁筱鹏组织团队成员专门开会去讨论她的养老问题。
这支团队一共有7个人，此前多从事与法律、社会服务相关工作。周立莹是团队核心成员之一，参加了这场全员“头脑风暴”。当时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“闭上眼睛把赵姨的后半生都过了一遍”。还专门上门走访，到社区居委会去了解阿姨的实际情况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反馈说，很想解决赵淑芬的问题，但基层居委会事务繁杂，没有承接个人监护的能力，“寻找社会监护组织好像是赵姨当时唯一的出路了”，周立莹说。
走访之后，大家又开始延伸思考更多问题：阿姨目前坚持居家养老，未来年事更高之后，是入住养老机构还是聘请居家保姆？袁筱鹏说，他们在前期要考虑到各种潜在场景，提前规划。
“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疗问题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赵阿姨患病、接受治疗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我们引入了医疗预嘱的规划，不能只靠口头转述老人的意愿，必须形成正规文书”，袁筱鹏提到，医疗预嘱公证在当时也算是全新业务，没有现成案例可以参考。他需要查阅行业指导意见，咨询有相关经验的从业者，再结合阿姨的想法反复沟通确认，然后再和公证处沟通，“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件事，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很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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